四岁对马小林来讲是一个开始记事的年龄了。

马小林出生在1976年。按道理来讲，马小林的出生正赶上了一个好时候。1976年，随着伟大领袖的驾鹤西归，我党成功的将四人帮一举粉碎。马小林的父亲本该给他取上一个好名字，就像他自己的名字马援朝那样，也给这个新生的生命重重的烙上时代的烙印。比如取名字叫个马粉碎、马胜利，或者抽象点，叫个马日出、马春来之类的。但是马小林的父亲马援朝没有这样做。

据说胡适之所以叫胡适是应为当年严复向国人引进了英国洋鬼子赫胥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概念，一时间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达官贵人家的老妈子都给孩子取名叫天择、适之、天存之类的。

而马小林的父亲马援朝之所以给马小林取这个名字是因为马小林是他当知青时和村里的一名女青年在村外的小树林里由于技术失误所带来的结晶。当然，那个女青年后来就成了马小林的母亲。对此，马援朝一直心存愧疚。日后每当马小林向他询问自己名字的来由是他总是缄口不言。

后来马小林上小学的时候不知从何处得知了这个秘密。恰巧，马小林同桌的女同学叫杨枫林。当语文课上学习了杜牧的《山行》之后，马小林便本能而有固执的认为杨枫林来到这个世界上的理由和自己一样。马小林始终觉得杨枫林的父亲是一个有知识的人，因为他知道“停车坐爱枫林晚，霜叶红与二月花”的诗句。当然，这是后话。

马小林所居住的环境有些特别。它既不属于城市也不能算是农村。用今天的话讲，那是个城乡结合部。说来也有些意思。马小林的父亲马援朝在他所居住的环境里也算是个异己分子。因为马小林所住的地方是一个江南的小镇，当年伟大领袖一句话就将一个规模巨大的水泥厂安排在了这样一片山清水秀的地方。这里虽然离县城不过几十千米的路程，骑自行车不出半个小时就可以到达，但是和县城相比却有是截然两幅景象。这里有山有水，同时有一个巨大的厂子和一群职工以及庞大的家属群。马小林的父亲马援朝就是这个水泥厂成百上千个职工中的一员。但是他既不是干体力活的操作工，又不是高技术的化验室人员，也不是坐办公室抽烟看报纸的领导。他是一个医生，确切的说他是一个厂医。换句话说也就是给这个水泥厂里的职工看病的，他在厂子里的医务室上班。

马小林的家是那种老式的用红砖堆砌成的巨大的建筑群中的一间。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那时虽然每天可以看见厂里的三个大烟囱不断向外排放着不明的白色气体，但是人们也没有感觉到还有环境污染这一说。大伙都住在厂里同一盖的住宅区里。从远处望去，但见房屋呈四个长条状规则的排列在一起。像一个异常巨大的四合院，其实马小林所见过的人里知道四合院的人并不多。但是大家似乎对祖国的传统文化都非常热爱。因为好多人都说自己住在一幅巨大的排列整齐麻将牌里，当然，有这种想法的也包括马小林的父亲马援朝。由于自己骨子里的小资产阶级思想作祟，马援朝给这个住宅区起了一个雅称，叫“四方城”，并自号“四方居士”。

就在这四方城里，幼年的马小林和其实自从出生不久就相互见过面的猴子、胖子还有一大帮子人结下了解不开的关系。

猴子姓郑，单名一个剑字。由于猴子的名字被人叫起来很容易就会成为“真贱！”。所以对此猴子的家人很着急。特别是猴子的爸爸一直对外宣称自己是明代伟大的航海家郑和的第十九世孙，他绝对不能允许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郑和的第二十世孙见人就被“真贱！真贱！”的叫个不停，险些帮他改了大名。对于猴子的父亲是郑和的第十九世孙这一点，马援朝一直愤愤不平。经过一天一夜的考证，马援朝终于考证出郑和很小的时候就成了太监，他认为根据常识，太监是不可能有儿子的更别提什么多少世孙了。在家里马援朝也经常对马小林的母亲说“就他？长的跟猴子似的，还郑和的多少世孙呢！”一来二去马小林也听多入耳，在一次和猴子、胖子还有四方城里的一帮小子们在外面撒丫子野的时候马小林第一次富有创造性的在公众场合称郑剑为猴子。为此猴子还将比自己个头小的马小林打的一顿，但是猴子这个称乎自此成了郑剑的代称，以至于多年以后没有人再记得猴子叫郑剑了，只记得郑剑叫猴子。对此，猴子的父母也只好无奈的欣然接受，后来为了避免替猴子改名的麻烦竟也开始大力推广起来。

相比起来，胖子的称呼来的就简单明了的多。因为胖子和他父亲长的都很胖，所以四方城里的大人们都称胖子的父亲为胖子。耳渎目染，四方城里的小的们自然也就称呼胖子为胖子。顺便提一句，胖子姓孙，可能是为了弥补自己姓氏与生俱来的不足，胖子的父亲特别希望胖子将来能够在人前威风，不要做孙子，所以给他取名孙威。

马小林的幼年时期基本上是在四方城以及周围其他大院子里的公厕顶部、围墙上以及水泥厂附近的山上度过的。

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79年开始了伟大的对越自卫反击战。马小林虽然年纪尚小但是由于继承了马援朝的那自认优秀的基因，再者由于当时厂里大喇叭广播铺天盖地的宣传也对越南修正主义的恶性义愤填膺。院子里的小孩经常爬上公厕的顶部和大院子的围墙上进行抗击越南鬼子的实战训练。众所周知，造水泥需要石灰石。所以当年伟大领袖具有预见性的把马小林们父亲所在的水泥厂安在这个群山环抱的地方。其实细究起来说山是不准确的，因为马小林所在的江南小镇多水小山，偏偏这水泥厂的周围有一些海拔不过一二百米的小丘陵。山上长些杂草杂书以及一些长不大的小竹子。马小林他们经常野到这些山上去野。为首的叫做“田司令”。顾名思义，这小子姓田，又是马小林这帮孩子的头头，所以大伙赠他这个雅号。当年田司令经常带着马小林等人去山上“拉练”，由于马小林在这帮孩子中间长的最为瘦弱矮小，所以经常被命令扮演越南侵略者，每天的活动总是以大伙把马小林按倒在地象征性的暴打一顿为结束的。因此马小林每天回到家的时候身上总是最脏的。马小林的母亲经常质问马小林，马小林每次都说之所以自己身上最脏是因为大伙都想跟他玩，他最受欢迎。马小林的母亲也就信了，就像当年相信马小林的父亲马援朝一样。

马小林五岁的时候年代整个厂子里只有一台九寸的黑白电视。这台电视被厂长安全的保存在会议室里。据说全厂看见过这台电视的人不超过10人。需要强调的是，是看见过而不是看过。至于看过的估计只有厂长本人了。

中国的文字就是这么伟大，一字之差但是意义却相去甚远。

马小林家在这个时候却有一台收录机。这台收音机的来历有必要交待一下。马小林的爷爷，也就是马援朝的父亲是国军的军医，上校军衔。1949年跟随蒋介石去了台湾。这一年不知怎么又跟马援朝家取得了联系。托人辗转美国香港的给马援朝家捎来了这台收录机和一封信。马援朝对这台收录机疼爱有佳，至于那封信不知道出于什么原因却被他弄的不知所踪。

马援朝习惯在夜深人静的时候把自己锁在房间里。拉上窗帘，开着台灯，点上一支烟，沏上一杯茶，坐在自己的书桌前打开收音机收听。有时他听社会上正在流行的“ 靡靡之音”，听到动情之处他还会拿起笔来假想自己是乐队里指挥家，摇头晃脑的挥舞着，好像这歌是在他的指挥下从收音机的喇叭里流淌出来的。有时他偷听台湾的“敌台”，他对在海峡那边的那帮“前朝余孽”们似乎有着特别的兴趣，总是关注着他们的一举一动。有时他也听美国之音，尽管他的英语水平只能在从一大段英文中辨认出几个单词上找到快感。但是马援朝就是这么样的一个人，他喜欢独自在这夜深人静的时候一个人享受这份孤独感，在他们厂里别的人们无聊的只有创造人类的时候。有时兴致好了，他还会和着收音机里音乐拿起钢笔在纸上胡乱写些什么。有时是一句当年熟记在胸的毛主席语录。有时候是一句诗词，有时候是一个字，他总是陶醉在这样的感觉中，尽管他的写的字从来都是徘徊在那种一般人认识或不认识之间那种境界里。

要是兴致所致他还会对着自己书桌前的窗子吟唱起来。经常唱的有如下曲目：《千家诗》里的诗文、宋词、传统京剧唱段有时甚至自作词曲唱将起来而一发不可收拾。在马小林的记忆里，在一个闷热的令人狂躁的夏日的夜晚，好不容易才睡着的他被他的父亲——马援朝的“喃喃自语”所惊醒。这一夜无论他起来上了多少次厕所，直到把尿都瘪干了，他都睡不着。所以，这一夜他对马援朝那似唱非唱、似念非念的拖沓发声记忆深刻，以致于他多少年之后还可以清楚地记得那晚他父亲的“唱词”：

五夜漏声催晓箭，付与时人冷眼看。

摇落深知宋玉悲，天涯霜雪霁霄寒。

却看妻子愁何在，舞裙歌板尽情欢。

风前横笛斜吹雨，醉里簪花倒著冠。

若有人知春去处,  莫笑老翁犹气岸。

平生个里愿怀深，去国老尽少年心。

胭脂睡起春才好,  一身吊影成何欢。

卧看孤鹤驾天风,  谪仙已去与谁禅。

马小林在这个幼年的夏夜绝不会想到，自己的父亲所念的到底是什么经。他的感觉就是父亲得“絮语”让他睡不着觉。直接影响他明天和大院子里的孩子们撒野的体力。但是在与多年以后，他才知道父亲的这些唱啊念啊的句子还真有点来头和讲究：这些句子分别来自唐代杜甫、宋代的黄庭坚以及陈与义的零散诗词。而这三人再加上一个宋代的陈师道被后世学者称作一个名叫“江西诗派”的著名文学团体的“一祖三宗”。马援朝能够随口把这些以难懂著称诗句有机而巧妙的组合在一起，最起码也显示了他对江西诗派的无限的热爱和积累的深厚。人说“诗如其人”，确实，马援朝的为人和江西诗派的诗句在多多少少的程度上确实有些相像，总是显得那么不合时宜。

张艾嘉淡淡的说：“对于许许多多的江湖传闻，甚至还包括我和他有过绯闻，关于我们的事，其实你们统统都猜错了。认识他的人很多，可是了解他的人太少，李宗盛绝对不像在座各位男士那么早熟，他明明自卑却以为害羞，明明闷骚却看起来很难搞……” 便是这么一个msn，内心敏感多情，从不惧真情覆水难收。
多少女子听着他的歌，寂寞时候流眼泪。
多少男子听着他的歌，爱了不该爱的人。 
那些年代，不会唱“为你我受冷风吹。。。”便似如今不会“哼哼哈嘿”。
不会唱阴天，不会哼当爱已成往事，你怎有脸说自己是文艺小青年。
我不知道现在的孩子们，情书里会不会说“天青色等烟雨，而我在等你。”
我只知道那时的情书里若没几句“是鬼迷了心窍也好，是前世的姻缘也好。。。。”你都不好意思往女孩子的手里递过去。

“我歌里的故事，有的是我的，有的是别人的。有时候，为了不让别人知道，我就找个很厉害的歌手来唱我的歌。。。。。。”
老李的人生历练，情感曲折，是他一生的财富，是他所有作品的源泉。
一直以为，老李是那种内心柔软，聪明敏感的男子，那些让人念念不忘的歌其实都是他自己的成长日记。
明明自吟，却不知觉；听者沦陷，无药可解。
10多年的光景，不知他，回首来时路的每一步，是否已然领悟。
或许

他已把自己看清楚每一段感情，认真付出，享受幸福，便满足。 

他在台上静静说着自己的成长，说着那些纷扰感情，说着12楼那段束缚到豁然开朗的间奏，说着《诱惑的街》其实是写给SANDY，说着《铿锵玫瑰》略显写实，却没料到偏偏实现。
语气缓缓，不曾起伏，似聊天，无悔怨。
那些下雨的午夜，
那些谁和谁走过的街，
曾经离不开的那些一切，一切。。。。。。。
老李把爱的代价留给了自己唱，“还记得年少时的梦吗像朵永远不调零的花”
吉他的琴弦上流淌着那些苦痛挣扎，随风而去的，或呼之欲来的。
我们已历过风吹雨打，为爱付出过太多的代价
可
倘若还剩一把吉他，你还会不会跟我一起走，慢慢长大？

作为一名新闻系的普通学生，我即将结束自己在这里三年的专业学习。还有十几天，我即将踏入社会开始自己漫长的求职生涯。从某种意义上来讲，这十几天之后，我也将走出已经持续了整整15个年头的校园生活。

“采写编评”是新闻业务的骨干，所谓新闻学的专业课程也多半是围绕着这四个字展开的。所以在这个时候对本学期开设的这门课程进行一次“小结”在我个人看来真的是我学生时代做过的最有意义的一次作业。

再也不会有更有意义的出现了，我想，所以我愿意将这些多余的话写在这里，我愿意在这里把自己的一颗心交出来，对自己的整个学生时代作一个交待。

我是通过2004年的高考以615分的成绩来到南京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新闻学专业的就读的。我至今甚至还能记得当年的各科成绩：语文112，数学112，英语120，地理127，历史144。实事求是的说我的高考成绩在当时应该说还可以的了，我所就读的高中是国家级重点中学，这个分数在班级排名第二，只比第一名少几分，在江苏全省的四五十万考生中，我的成绩在一万名左右。

之所以对这个情形记得这么清楚是因为有两门科目我没有发挥出自己应有的水平，而这两门恰恰是当年最简单的英语和地理。按照平时的大小模考，我的英语成绩一般在130左右，地理则往往在140以上。因为我们学校平时所采用的都是难度系数很高的卷子，所以到了高考考场我一下子就感觉到了这两门卷子的简单。没有一点紧张，相反，我鬼使神差的变得异常兴奋，甚至在考试的时候我就开始幻想起两个月之后的大学生活……

我清楚的记得英语卷子写完离交卷还有半个小时，地理卷做完还有一个小时的时间。

于是出现了上面的结果，平时班上这两门科目总比我少20分的同学竟高出了我十几分……

我小时候很早就会说话，很小的时候就已经认识很多字，现在想起来可能有一件小事改变了我之后的命运。

在我上小学之前，有一次在奶奶家，我正要坐到马桶上去大便，看到一边的桌子上有一本书就拿来坐在马桶上看。我现在仍然清楚地记得我随手翻的那一页上面画着这样一幅图画：两个盘着发髻的古人身穿铠甲，其中一人右手高举一把宝剑脚下踩着一个同样身着铠甲的人，和这两个站着的人不同的是，这个被踩在脚下的人还头戴钢盔。

我立即被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插图吸引了，开始津津有味的读下去，虽然我当时识字不多，连猜带蒙的读完了这本书，我突然发现这本书里面讲的“故事”真的很有意思，是奶奶都没讲过的那种……

后来我知道这本书是姐姐的初中历史课本，我翻看的那一页画的是陈胜吴广起义。

就这样，我爱上了书，爱上了历史，更养成了坐马桶看书读报的习惯。

初三的时候我突然变得很叛逆，整天和身边的一帮“问题青年”混在一起，中考的失败也就是自然而然的了。

我是花了近两万元的“择校费”进入我就读的那所高中的。高一的时候我叛逆依旧，但是我们每个星期三的下午可以去图书馆借书，因为我当时所在的班级用功的农村孩子居多，他们都不喜欢花那个时间去借书和读书，于是我最大的爱好就是把大家的图书证都借过来，然后跑到图书馆去捧着一大摞书回来。

我高一时的班主任是南师大化科院的应届毕业生，我对她有一种直觉的厌恶，因为我觉得她说的话、做的事比我更像一个“学生”，当然她也看我不顺眼。有一次在家长会上，我父亲向她询问我的在校情况，她竟当着所有家长的面指着我父亲的鼻子说：“你儿子啊……你儿子的偶像是本拉登。”全场哄然大笑，父亲只好低着头默默走开……

当时911事件刚刚发生不久，而当时我只是对拉登坚如磐石的“信仰”表示佩服，我觉得一个没有信仰的人是可悲的，而中国更是一个信仰缺失，普遍失范的国度，我们又有什么资格和脸面指责拉登之流呢？

自此，我开始坚定了自己的“信仰”。我每天虽然坐在教室里，可是不管老师在上面上的是什么课，我都在下面按照自己的计划去阅读从学校图书馆的书籍，日复一日，天天如此。可以讲高一一年，我一个人就把我们学校图书馆的书翻了个个底朝天，真的是什么书都读过了，其间我居然无意间借到了一本只有老师才可以借阅的法国当代小说，名字我忘了，不过我一辈子也不会忘了那是我读过的第一本色情小说。

这样的“学习生活”自然让我物理化学大红灯笼高高挂，奇怪的是有一次我居然还考进了班级前10名，因为我的历史成绩一般都是非常高的八九十分。

就这样到了高二分班的时候我走进了文科班的教室。虽然有所收敛，但是“本性难移”，直到第一次期中考试成绩公布的那天。我记得那天新的班主任在班上叫嚷着班上的成绩排名，我那次考了班上的第11名还是15名（我忘了），但是我惊奇的发现居然有很多我觉得很“傻”的女生居然排在我的前面，而且是前10名。那一刻我突然觉得很不爽，凭什么啊，我读了这么多书，应该是我成绩排在她们前面才对！

就是这样的想法，让我在期末考试的时候一下子跑到了第三名，自此，一直到高中我的成绩都没有再离开前三名，当然，高三的时候以第一名居多。

高考前的一次晚自习我和我的历史老师在学校的路灯下聊天，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对我说：“你不用紧张，像你考个南大是稳的。”果然承他老人家的吉言，我真的没有一点紧张……

的确，我自己当时也是自信满满。因为嫌专业不好，我放弃了老师派给我的南大文科强化班名额。虽然我最喜欢的学科是历史，但是我在我的日记本上写着将来要做世界500强CEO的“志向”。

直到交志愿表的前几个小时，我的脑海中都不曾出现过南京师范大学这几个字。因为我完全不知道怎么面对这个尴尬的“高分”以及由此带来的学校和专业的选择。想想还是在南京上学算了吧，再加上自己学的是文科，只好填上了“南京师范大学”这几个字。选什么专业呢，似乎任何专业都已经无所谓了，这时候大姨说她打探到南师大的新闻学专业很好，“学生还没毕业单位就到学校来要人了”。就这样，我又填了“新闻学”几个字……

到了学校，军训其间我突然看见一个熟悉的身影，我的初中同学！当年我们玩的很好，虽然我中考考的很差，但是她的成绩比我还要差100多分，连交择校费的资格都没有，高中去了一所很差的学校，我们三年没见，没想到在大学碰上了……哈哈，我那个心情真的是……

无法形容而已。

后来我居然开始在学校里碰到越来越多的原来以为再也没机会见到的同学，小学的，高中的都出现了……我真的是开了眼界。

军训结束，开始了正常的大学生活。第一节课是于德山老师的现当代文学，这门课本来是郁老教的，可是正巧我赶上了他的退休。我记得于老师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的四个大字就是“新闻无学”，当时真的是觉得这个每一个毛孔都散发着忧郁气息的中年男人脑子有问题。我这样的有志青年怎么可能一下子就“无学”了呢？脑子里真是十万个为什么，几年之后我才真正体会到于老师的良苦用心……

还好，我在另一个中年男人身上找到了精神寄托。俞香顺老师，我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他正坐在讲台上若无其事的喝茶，神情悠然自得，眉宇间仙风道骨。一讲课，果然惊为天人，对胃口，正中我的下怀。

于是我成了他古代文学课雷打不动的“坐在第一排的人”。我又开始像小时候上课那样“插嘴”，课上我能答得上提的“怪”问题，课下也对他是穷追不舍，谈谈文学，聊聊音乐，侃侃电影，那些日子是我整个大学期间最怀念、珍惜和难忘的。

有一次上课之前，他突然把他落满粉笔灰尘的古董MP3塞给我：“你听听这首歌，马兆骏的《人间》。”上课了，他一边在上面讲课，我坐在底下赛着耳机，听着这首歌，感觉真的很“屌”！这种感觉非“屌”字不能表达！

马兆骏是他的最爱，19岁就已经成为知名音乐制作人，今年早些时候在台湾的一家超市猝死。

其实我还是更喜欢他的那首《那年我们19岁》。

“这是一个最好的时代，这是一个最坏的时代”——狄更斯

既然是多余的话，多说几句也无妨。在这个大学，其实老师应该比学生更加清楚自己所教的东西究竟能给学生带来些什么。

所谓的“新闻学”在我看来是一个门伪科学，或者说，称它为伪学科更加合适。如果受不了这句话康定斯基般的抽象，那么我可以用一句大白话来解释一下下：所谓的大学“新闻学”专业课程的学习完全可以通过工作作坊时代那种师傅带徒弟的低级方式实现，甚至还不如，不是还有不会写消息的博士吗？

“新闻学”的理论框架是舶来的，我不否认在西方它是一门规范化的学科，但是在“谈性色变”的中国，新闻学更像是“性学”。什么党性啦，时新性啦，趣味性啦不是妄图洗脑式的教条就是傻子都知道的常识。最可笑的是，所谓的教材上还要用一大堆的废话来解释这些黑体字的“性”知识。原来一句人人都懂的大白话，被这么一“解释”反而变得鬼都不懂了。

毛主席说理论指导实践，任何一门科学或者学科都是这样并且就应该是这样。可是在新闻界从来都是实践先行，理论跟上。搞反过来了。业界这只“鸡”都已经把“蛋”下出来了，然后这个圈子里的人才跑过来拿着放大镜对着这只“蛋”左瞧右看，然后为“蛋”正名：它是从鸡屁股里出来的，不是从鸡嘴里出来的！

记者孟勇在给一位苦恼的新闻系学生的信中这样写道：

“我常想：为什么现在有这么多的青年满腔热血要报考大学的新闻专业，让人感到新闻专业已经成了文科当中的“圣地”。新闻专业聚集了中国最有智慧的一群有为青年（许多大学新闻专业的录取分全校最高）要知道这是一个充满挑战，充满竞争，充满艰苦的专业呵！我得出一个答案：这些青年是最关怀社会的一群人。其出发点由于年龄的原因可能还有些幼稚蒙胧，但至少他们想学习怎样去关怀我们这个社会，做一个社会资讯的传播者，做一个社会良性价值观的传播者，从而为公众服务，推进我们社会的发展与进步。”

是的，我也常想这个问题。可是想通之后又觉得很可悲。想到这样一群满腔热血的青年我就感到隐隐的悲痛，这里面也有我自己的影子。

有人说官场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场所，中国的官场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官场。

因该说中国现今的新闻界继承和发扬了中国的“传统文化”。“政治当头”，会写字的人就会写“会议新闻”；全国各地的电视台已经成了解决干部子女就业问题的最佳选择；媒体不但不能履行监督政府的职能反而还要成为“喉舌”换个明白的词说就是“传声筒”。“只能帮忙，不能添乱”。

也罢，也罢……

我还留恋什么？

最后再说几句和这次“采写编评”小结具有紧密关联“性”的话：

相信爱的年纪

和不相信爱的年代

只是海峡风尘里

恋恋不忘的回忆

选择在这个时侯展开这样的话题无疑是一次异常浩大的苦闷。

其实，在构思开始的时侯就决定用“大异造”这个颇有台湾腔的词语概括台湾电影这三十年的起落。从琼瑶的文艺片风潮开启台湾电影造梦之旅，到70-80年代乡土电影（即原乡电影）的茁壮，再到后来未成气侯的台湾武侠和社会写实类影视的一息尚存，宝岛电影在跌跌撞撞和铙钹蹒跚的姿态里经历了风尘满面而又荡气回肠的时光。张艾嘉、何平、李安等人的“新浪潮势力”为80年代的电影台湾（注意：不是台湾电影）注入了血肉人性的纯真，虽然在很多时侯这三位电影人的作品争议颇多；后来又是侯孝贤和杨德昌，作为台湾电影的旗手式人物，他们的作品和拍摄风格甚至可以说是抗争着台湾电影的宝贵贞洁。这长达20余年的狡黠贞洁。

进入九十年代，蔡明亮和徐小明的出现在台湾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表露出对岛内社会现实的隐忧，拍摄的浪漫化和荒诞主义色彩更是另一种对电影生存环境的嘲讽和叛变。在人性和处世心态日渐恐慌化的镜头描述中，我们似乎更加关注2000年以后的台湾电影，即使这个时侯台湾的电影已经不能称其为“台湾电影”，在印记上也毫无岛屿特性，只是在众多影评人的笔端呈现出“健在的台湾导演而没有台湾电影”的尴尬，于是，我们矫情的看待《天边一朵云》（2004年，蔡明亮）在威尼斯电影节上的表现，也等侯着《最好的时光》（2005年，侯孝贤）在内地影院的高票房。    

只可惜，这样的台湾电影让我们一度哽咽。和在这短短万余言里要将台湾电影的三十年说个干净一样显得痴人说梦。不过，面对众多对台湾电影的猜测和莫名担忧，这些文字也许还能唤起影迷们对那些台湾电影辉煌时代的怀念。

台湾电影，也许真的该醒了。

这“大异造”的台湾电影，到目前为止，三十年。

一  琼瑶．文艺片．一帘幽梦

我有一帘幽梦不知与谁能共
若能相知又相逢共此一帘幽梦
窗外更深露重今夜落花成冢
春来春去俱无踪徒留一帘幽梦

——《一帘幽梦》

我们只能从琼瑶开始。对于台湾电影，琼瑶的贡献无法绕过。琼瑶原名叫陈杰，湖南衡阳人，出生于1938年，父亲是著名的历史学家陈致平教授，母亲也是一名知识分子。琼瑶年仅10岁就在报刊上公开发表了她的第一个短篇小说《可怜的小菁》。 25岁时，她将自己高中时师生恋的经历写成长篇小说《窗外》，投寄给《皇冠》杂志的主编平鑫涛，《皇冠》杂志不仅全文发表，而且当年出了单行本，引起台湾社会的轰动，一举成名。可是，正是这本书，给她带来巨大声誉的同时，也带来了巨大的困扰。1964年，由陆建业创办的建业公司买下了《窗外》的电影版权，并将其拍成黑白电影。电影上映，琼瑶母女的矛盾进一步升级。没料到8年之后，陆建业组织了一家新的电影公司“八十年代公司”，竟然拿出《窗外》要当着开山之作。这便是后来真正的《窗外》（1973年），这部麻烦接连不断的电影在林青霞与柯俊雄的坚持和一再努力下才得以侥幸存活，因为琼瑶为缓和与母亲的矛盾执意让影片不在岛内公映。而后来的媒体评论诸如“琼瑶纯自传电影”、“因真实性而被禁演”等说法显然是不太恰当的。

谁都不愿意女儿将自己的私密展现在众人面前，这和当年另一部琼瑶电影《心有千千结》如出一辙：护士江雨薇(甄珍饰)来到脾气极坏的病人身边，她是这位病人的第13位特别护理。她发现，老人心中有说不出的痛楚，并不是因为他将不久于人世，而是惦记着他的三子若尘。雨薇随老人到家里做特护，了解了发生在他们父子之间的故事，在她的努力下，离别4年的父子又相见了。影片里爱与恨都是用来织网造结的，千万个情结所系着的该有怎样的爱恨情仇。甄珍饰演的护士江雨薇有着琼瑶小说女主人公的所有品质：美丽、善良、自尊、敏感、多情，此外，还有一点非常重要：她善解人意，因而化解了父子多年的积怨。我们似乎可以从中界定出琼瑶电影的浪漫倾向。后来的《海鸥飞处》（1974年）、《月朦胧,鸟朦胧》（1978年）等等无非只是琼瑶惯性爱情的延伸罢了。要提到的是《一帘幽梦》（1975年）和《我是一片云》（1976年）。前者复刻了《窗外》的肤质和灵气；其实还是她自己真实生活场景的改装、换版、变构和整容。毫无疑问，这依然是琼瑶的一个梦境，一个“灰姑娘”式的梦，所不同的是，灰姑娘（紫菱）并不是因为她的美貌和善良赢得了爱情，而是因为她的个性赢得了这场胜利。电影很成功的将故事中的悲情色彩和女主人公的内心韧力刻画得精到准确。这部70年代初在台湾引起巨大轰动的影片直到现在仍影响深远。而《我是一片云》的上映则从另一个商业角度将“琼瑶电影”的标签牢固的确立：影片摄制于1976年，当时琼瑶的“巨星”电影公司集合三位热炒绯闻中的主角，破天荒以“一林二秦”（林青霞、秦祥林、秦汉）的阵容摄制了轰动一时的《我是一片云》，银幕上下，相同的错综复杂，一样的扣人心弦。“二林二秦”（加了一个林凤娇）的文艺电影，一度成为台湾影片的主流面貌。应该说，《我》是真正开启琼瑶电影选角趋于商业化和利用绯闻推动影片上升效应的标志影片。当然，我们要承认这个时侯琼瑶的作品仍旧属于文艺片的范畴，在叙事走向上迷恋着传统的曲折却公式化的情节、套用着脱离现实的对白和构图，在俊男美女的视觉帮衬下，这些影片沿用着“将小说原样翻译为镜头”的目的，成为银幕的唯一风景。影片风格是绵软而固执的，这符合她小说的叙述单一、线条淳朴、角色柔性的特点。伴随着愈发耀眼的星光，当年林青霞和秦汉、秦祥林之间扑朔迷离的多角恋情也成了津津乐道的焦点。如今，林青霞写书说道：“我从未爱过秦祥林，也对秦汉找不到感觉”的时候，唯有那首著名的“一帘幽梦”还在被一再翻唱。

阶段代表年份：“二林二秦”1973

    温文尔雅的秦汉被称为“永远的白马王子”，英俊帅气的秦祥林因为脸型刚毅而被誉为“罗马雕像”，婉约大方的林凤娇满足了大众对“贤妻良母”的想象，而清纯的不识人间烟
火的林青霞则是“永远的梦中情人”。

1973，对于华语影坛来说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年份，那一年李小龙逝世，结束了华人的一个武侠时代；也是那一年林青霞从影，更为重要的是就在那一年，台湾国民政府宣布：1.降低胶片进口税率为13%。2.台湾影片娱乐税不得超过30%。并于九月公布“奖励优良国片办法”。这些措施极大地促进了台湾国语电影业的发展，那年台湾电影的总产量第一次达到了世界第二，成为“东方好莱坞”。当时台湾电影的繁荣不仅得益于政府的鼓励，更得益于台湾拥有亚洲最多最优秀的电影人才，并且70年代的台湾影坛实行“明星制”，“二林二秦”不仅是电影票房的保障，更是无数青少年的偶像，有很多情侣的第一次约会都是去看他们所主演的文艺片。直到现在，四人的青葱过往仍然是无数人热烈追捧的话题。

二  70-80．乡土片．透明的时代

我张开一双翅膀
背驮着一个希望
飞到那陌生的城池
去到我向往的地方

——《原乡人》

说到70-80年代台湾乡土电影的快速发展，那导演李行就不得不说。这位导演的很多作品在现在看来可能是土气的，但是这种文化风情和纯生态的电影描述却是对台湾社会现实的呕心写照。的确，在由后来80年代初“新电影”只手遮天的整个台湾电影界长达二十多年的辉煌历史里，“都市—乡村”二元符号系统的对立，从来都是导演们在两个向度上轰轰烈烈展开的探求与追问：尤其是凭借对台湾乡土文化的系统梳理，台湾新电影人这才第一次最准确地表达出了整个台湾近现代史上风雨飘摇的感觉，也第一次最饱满地感触到了所有潜藏在“乡土根性”里的张力和柔情。台湾高地原住民的生存环境在中国甚至说在亚洲来说，都是奇特的：城市与乡村的界限十分明显，往往一个城市和乡村的距离非常近，但在生活环境、客观建设上却差距巨大，这种异常鲜明的区别造成了台湾乡土文化的反映存在着强烈的反差和不可复制性。而李行在关注台湾乡土文化上有着浓厚的情结：他延续了中国三四十年代电影的形式与风格，在台湾创出了新的乡土写实电影传统，为台湾原创电影的发展，奠定了美学的基础。他电影中浓烈的“重情”为后来李安等人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模版，应该说，70年代末、80年代初台湾电影的创作环境是先天不足的，它既不想照着外国成熟的电影发展思路延续，又没有新的社会思潮和创作源泉的出现，而这个时侯的台湾电影，在夹缝和平庸中仍然诞生了众多优秀的电影，实在是一大奇观：《王哥柳哥游台湾》开发出台语电影的喜剧原型，《街头巷尾》为健康写实电影定下了基调，《秋决》奠定儒家电影的伦理风格（这一点非常重要，李安的作品强烈的贯彻了这些艺术纹理），《海鸥飞处》重赋爱情文艺类型新生，《汪洋中的一条船》、《小城故事》引导和介入了本土反思与乡土意识，以致《原乡人》领先的探讨了中国情结。可以说，李行走在了众人的前面，呼吸着时代的新空气，在那个透明的时代做了最实在的贡献。

我们来看两部电影。《汪洋中的一条船》（1978年）是这个时代最有代表色彩的乡土电影，相信很多人对这个名字不陌生。它在20年前不仅将秦汉和林凤娇由偶像派推成实力派，也成为台湾电影史中的经典。影片是典型的励志型人物传记片，描写了一个残疾人郑丰喜艰辛而灿烂的一生，很煽情，很力量，突出了“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这一传统精神。为了出演该剧，台湾知名演员翁家明不仅毅然推掉一部４０集大戏，还为剧中角色吃尽了苦头。当中众多的戴假肢镜头让拍摄进度一再受阻碍，演员辛苦程度可想而知。这个片子在当时引起的关注相当大，在那个精神产品异常匮乏的年代，《汪》让人看了以后似乎更加悲戚，原真的肖像化的人物描写自然得一如山泉，但又残酷得心如刀绞，和柏杨的《丑陋的中国人》一样，让人涌起哀怨和叹息。还有《原乡人》（1980），这个片子根据钟理和自传体小说《原乡人》改编，恐怕是到目前为止最为观众耳熟能详的台湾电影之一，不单由影片本身的寻根意味使然，或许邓丽君在其中那首同名歌曲更能让人记忆犹新。李行作品一贯“重情”，尤其注重传统的伦理亲情。关于亲情的描写，在《原乡人》中体现得淋漓尽致：影片通过钟理和夫妇的形象，展现了客家人的风貌和品质，朴素、真诚、毫不夸张的记述了一个客家家庭的一生，也从这个时侯，台湾电影开始真正关注最底层妇女的社会命运（女主角“平妹”的角色特质）。电影的拍摄手法含蓄稳重，用传统的、中国式的、带着体温的镜头语言赢得了观众真诚的眼泪和怀念。这个片子也引发了后来影评人对李行电影“煽情”和“保守”的争议，说他的拍摄思路过于陈旧，在情节上过多的渲染人物的悲情细节，手法上始终像是一个学电影的学生，没有大家之风，难以突破。或许，这样的争议更能帮助我们了解当时的电影思潮和社会现象：台湾乡土电影，在70-80年代的发展中是特别的，它既是对琼瑶模式电影哭哭啼啼的一种厌恶，更是后来新电影浪潮的过渡。因为，侯孝贤和杨德昌时代的到来，已是风声日盛了。

阶段代表年份：“原乡人” 1980

之所以要把《原乡人》的出现划定为本阶段的代表年份，是因为这个片子几乎集合了台湾乡土电影的所有精气：伦理、传统、亲情至上，关注底层命运，原真和自然。而1980年更是两个十年的交接点，电影思潮的变革已经是自然而然了。

记住《原乡人》歌词的影迷都很清楚：这样的歌词让人突然从单纯的小情小爱身边又看到了更广阔的亲情。

三  写实．武侠．未完成

   在这里应该要插入一段关于台湾电影写实派和武侠派的记述。台湾乡土电影几乎是跨着70-80年代过来的，而写实派电影一直被台湾电影界忽视，而武侠派由于只有胡金铨的孤军奋战又让人觉得兴趣索然，但这两个派别（暂且归于“派别”范畴）对于台湾电影来说，不光是一个全面性的表征，更是一阕可圈可点的历史。

70年代末的台湾对于很多人来说是神秘的，1979年以后中国大陆政策和台湾民众反对“美丽岛事件”的声音持续不断，台湾社会逐步走向一种软性权威的时代。台湾电影政策也开始出现松动的局面，但是这种松动却带来了台湾电影作品的进一步堕落，所谓“台湾电影的死亡”图景已经写入台湾工业史的记忆之中。而与此同时，香港的新浪潮的出现无疑给台湾的电影企业和当时默默无闻的一群年轻电影人一种希望的曙光。于是，一些写实派的电影应运而生：《错误的第一步》（1979年，朱延平）、《拒绝联考的小子》（1979年，徐进良）、《一个问题学生》（1980年）等等。

《错误的第一步》，一开场就暗示着影片的主旨：从黑暗到黎明。从黑暗深处走出的脚步，不只走出了社会写实片的风潮，也象征着台湾将走出压抑的戒严时代。从乡土电影的幻觉中慢慢回过神来的台湾电影，自此开始大梦初醒。

《拒绝联考的小子》，一部影响远大过电影本身的学生电影。通过对国中女生的叛逆描写反映当时台湾社会观念和变革。

《一个问题学生》，和《拒》一片一样，将社会现实分割到学生题材电影身上，体现了导演身上的隐忧。

这几部电影在当时的社会和对后世的影响都是不可估量的。那时，台湾的主流电影还是以健康写实的乡土电影为主，当然也是因为当局的“禁令”，在电影题材上多没有什么突破。70年代末期，台湾政局动荡不安，青少年犯罪问题也成为了人们的焦点，很多电影导演开始挖掘新的角度做电影类型的尝试，而上面说到的学生题材和社会写实题材开始成为一股电影界的新生势力，《拒绝联考的小子》和《一个问题学生》等影片成功后，在几年内学生题材慢慢崛起，台湾开始普及小成本电影的制作，同时吸引了大量的独立电影人。而《错误的第一步》则使台湾电影的视野投入到地下赌场，黑帮，妓院等社会禁区，发展出赌片，犯罪新闻片等诸多电影类型。

还有一个派别是武侠胡金铨。几乎所有的影评人在提到他的时侯都会扼腕叹息。他在台湾电影中的位置十分尴尬：在台湾本土始终无所作为，却在香港找到自己的方向。其实，在现在看来，他的武侠梦只是种错了地方。除了故乡的水土不服以外，他实在是心有余而力不足。还是用“未在台湾形成气侯的武侠电影”来概括胡金铨吧。

看胡金铨的电影，总看到他的人物在不同的镜头结构下不停的跑，在荒漠野岭上跑，在竹树森林里跑，在颓垣败瓦中跑，甚至在寺院里跑，亡命地由一个空间跑进另一个空间，总是跑跑跑跑……在武侠片类型里这是罕见的，因为在武侠世界里，侠客徵剑，高来高去，飞天遁地，根本毋须亡命的乱跑。也许胡金铨的“跑”是有意用最浮浅的形体行动诱引我们进入他的电影世界。在后来的诸多专业评论中，将胡金铨对台湾武侠电影的贡献归结于“胡金铨式空间美学”看来是相对准确的。当然，我们可以联想到他“空间美学”出现的几大原由：1.台湾的水土不适合做正经的武侠电影，人们都在关心自己的社会命运和现实发展；2.台湾电影的方向发展夹缝很难让他安心做电影，他于是想到逃离，而后就是在电影中自然的出现“跑”（也即遁逃）的各种形式；3.联想到他个人的事业发展，只有离开台湾，到适合的地方再次开始，而这个时侯，香港是最好的选择。那个时侯，我们理想中的武侠梦幻之地正在悄然昌盛。

不过说回来，台湾将胡金铨的武侠电影禁锢了。一种非意识的、自发的禁锢让憋屈的电影人开始想到离开。当然，那时的环境让电影人败走台湾的时侯注定不会趾高气扬。

阶段代表年份：“未完成”1979

70年代末，乡土电影逐渐崩溃，只有面目相似的城市还在无边地疯长；所有那些曾经执著的对“乡土情结”的表达也已僵滞、凝固，只有一切关于迷离城市的影像和声音还在层出不穷。而这种回归似乎又没有找准地方，于是，一种开始关注社会现实（应该说是关注社会负面现象）的电影出现了，从乡村到城市，这样的转变是必然的，人们迷茫、恐慌，散漫于田野乡村的舒缓心情已经开始呆滞和麻木。而台湾武侠电影的畸形在这个时侯就更加可以理解了。于是，“未完成”的1979，对于台湾电影来说，无疑是忧伤的。

四  “新浪潮”势力的终于到来

风车在四季轮回的歌里
它天天的流转
风花雪月的诗句里
我在年年的成长
流水它带走光阴的故事
改变了一个人
就在那多愁善感而初次

等待的青春

           ——《光阴的故事》

现在回看1980年代初期的“台湾新电影”的开端，它和“乡土情结”的相辅相成几乎从一开始就是被注定了的，毕竟，在此之前除了1970年代风靡一时的琼瑶爱情片、拙劣武打片，整个台湾电影界就缺乏属于“社会写实”一类的表达，而当时的台湾人，一方面还保留着从大陆迁徙而来亟待安定、亟待寻求某种心理交待的漂泊感怀，另一方面，整个台湾也初步凸显了逐渐由农业社会迈向工业化与现代化时特有的犹疑不安与矛盾。我们刚才提到的“未完成”只是这个大变革中一朵小小浪花而已。而这个时侯，真正需要的是一股强劲的新鲜浪潮。于是，80年代台湾电影新春天的到来让我们心意缣绻。

1.浪潮从《光阴的故事》开始

我们从1982年那部著名的《光阴的故事》开始。1982年台湾“中影”出品的集锦式的电影《光阴的故事》，由陶德辰、杨德昌、柯一正、张毅分别执导其中的一个故事。这种同时推出多个新人的决策应该是拉开了台湾新电影的序幕。本片为当时国际电影不太流行的四段式（《小龙头》、《指望》、《跳蛙》、《报上名来》，杨德昌执导的《指望》是全片中技巧最成熟、艺术造诣最高的一段），全部都是20世纪50年代至20世纪80年代的台湾故事。分别以小学、中学、大学、社会人为主角，诉说了时间中有成长带来的喜悦，也有因为岁月的流逝所带来的无力感。清新的题材与朴实的拍摄手法，让张艾嘉、李立群、李国修等演员成了荧幕上受到热捧的艺人，应该说，“艺人”这个说法最早是从这里开始的。

这里一定要提到一位和后来侯孝贤齐名的导演：杨德昌。1974年赴美国南加州大学学习电影的杨德昌应该说是电影科班出身。但回到台湾以后似乎又很少涉猎正统的电影创作和研究，1981年只在余为彦执导的《1905年的冬天》中任第二编剧与制片助理，后又在张艾嘉策划的电视连续剧《11个女人．浮萍》中任导演。辗转几年，苦于题材和际遇的瓶颈。直到1983年编导的《海滩的一天》（That Day on the Beach），获1985年金马奖最佳作品、最佳编剧提名，并获美国休斯敦国际影展评审团推荐金奖、第二十八届亚太电影展最佳摄影奖。这部作品更大的噱头似乎在于将杜可风推向了真正的国产电影。杜可风1952年出生于悉尼，是华人电影最重要的摄影师之一。他在美国马里兰大学主修艺术历史，并到香港中文大学修读中文，70年代末移居台湾，1981年杜可风踏出影坛的第一步，应杨德昌之邀拍摄了首部电影作品《海滩的一天》，从此开始了在中国长达20余年的摄影之路。

2..台湾电影巨人侯孝贤

在80年代台湾电影新浪潮势力的发展阶段，一个最重量级的电影巨人要属侯孝贤。这个导演的名字应该说代表了台湾电影发展的“特征时代”，更是台湾电影的标志性代名词。80年代初台湾电影界的“解禁”给侯孝贤等新锐导演一块高速成长的土壤。侯孝贤给新电影带来全方位的“乡土”味道，这不仅包括他在视角上始终是把对台湾乡土人的关怀和对台湾历史命脉的关注糅合在一起，还包括他在影像表达手段上的一系列相关创新：在《童年往事》（1985年）和《儿子的大玩偶》（1983年）里，侯孝贤冷静地用上了一连串的长镜头，这些长镜头意蕴悠长宛如中国山水画的留白，一切都促使观众追随着简约的镜头深深地感到情感和意象的延伸。他还特别注意对人物语言的处理，方言对白的大量使用在他看来尤其能强烈烘托影片的乡土气息，他坚持认为“惟有从乡土中长出来的东西，才能最深地打动人”。几乎所有人都觉得侯的电影很压抑或者说很痛苦，其实在这些灰暗的、抑郁的甚至是残酷的影片叙述里，我们看到更多的是社会责任感和忧郁背后的热烈希望。侯孝贤的电影当然是极具人文气息的，从他早期的“青春叛逃事件”四部曲（《风柜来的人》（1983年）、《冬冬的假期》（1984年）、《童年往事》和《恋恋风尘》（1987年））到后来的《悲情城市》（1989年）等，他的影片保持了台湾新电影运动的客观、冷静、含蓄的风格，从来不去刻意煽情。特别是1989年的《悲情城市》，应该是最具有侯氏电影风情的作品，将城市的、乡村记忆的、人性正负面的种种挣扎和痛苦刻画出来，“光名字就流传百年”。从他那平静淡雅的长镜头中，我们体味着个体关于成长的记忆，思考着个体成长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比较着农业文明与工业文明、乡村文明与现代文明，重构着族群对于历史的记忆，使电影成为“历史的渐近线”。至于后来的《海上花》，因为空间太狭小，情节太缓慢会让观众觉得累和烦躁；还有《千禧曼波》，因为跳动的都市节奏让人感受到一种局促和不安，不得不又一次让人敏锐的察觉到影片带有浓烈的、不可怀疑的日本电影的风格。而2005年的新作《最好的时光》则采取了经典三段式的叙事，无疑是对他二十多年创作风格的一次象征性的总结。这位一辈子以小津为偶像的台湾“电影青年”，如今早已成为小津之后最能代表东方美学风格的大师级人物，在他以《咖啡时光》向小津致敬的同时，又不知有多少黑头发黄皮肤的电影小子们正准备向他致敬。

3．电影拓荒者杨德昌

前面提到著名的《光阴的故事》。说杨是台湾电影新浪潮的拓荒者应该不为过，他最著名的电影是《海滩的一天》（1983年）。《海滩的一天》和杨德昌另外两部作品《青梅竹马》（1985年）、《恐怖分子》（1986年）合称为“杨德昌城市三部曲”，这是台湾电影中最为知名的系列电影。三部片子成功的将台湾城市化进程中遇到的一系列人性冲突、社会矛盾、文化变革都呈现出来，在拍摄上运用了后来被广泛关注的以深焦摄影和长镜头运动为主的拍摄美学，这在当时不得不说是对华语电影的一大贡献。杨德昌属于典型的知识分子，但与侯孝贤不同的是，他的影片很少去表现山水间所弥散的乡土气息，而将摄像机对准现代化的都市，洋洋洒洒地抒发着自己对台北社会种种不良现状的批判。在他的《恐怖分子》、《麻将》和《一一》等片中，我们看到了少年人的叛逆躁动，中年人的生活危机，老年人的孤独无助，以及整个社会的道德沦丧，台北像是一座被罪恶笼罩着的城市，这里人人有病，而整个城市更是病入膏肓。当然，杨德昌也没有完全绝望，像《麻将》结尾处那一对街头拥抱的青年男女身上，就寄托着他对美好未来的迫切向往。虽然他是台湾最具批判现实主义精神的导演，但从《一一》开始，我们也发现他比以往平和了许多，显得更加内敛，更加不露声色。他后来的一些作品更是关注了社会现实哲理性的体现，塑造的人物性格有敏锐的心理学和精确的社会学的意义，在影片名称的设置上就可见一斑。例如：《牯岭街少年杀人事件》（1991年）、《独立时代》（1994年）等等。

阶段代表年份：“浪潮汹涌”1982-1986

严格地讲，杨德昌和侯孝贤是台湾80年代的电影旗手式人物，更是公认的革命式影匠。前者电影中将西方电影理论与中国传统电影美学的结合让众多台湾影人受益匪浅，创造了有鲜明台湾乡土特色的民族电影。而侯的作品一直都有非常多的研究，但他在影片中将故事散点处理，又惯常使用开放式的结尾，突破东方人大团圆结局的传统审美心理，却又不追求新潮电影式的技巧奇特，展现纪实、隽永、朴素的艺术风格。为80年代台湾新电影赢得了世界的荣誉。台湾的新电影在1982到1986年的5年间作为一个整体贡献出了52部电影，随后他们的电影逐渐成为一种个人化的写作。（一系列优秀影片例如：《小毕的一天》（1983年）、《看海日子》（1983年）、《老莫的第二个春天》（1984年）等等）。

这个期间，侯孝贤对于台湾自己的“根性”和台湾自己的历史的追问，在“乡土”这个起点开始发力，他的作品是“台湾意识”强烈外现的重要历史标尺。而杨德昌一直关注的是一个极为“知性”的问题，也是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欧洲电影大师在欧洲战后经济奇迹时代的一个重要话题——现代都市里的人的处境。1992年，接过新电影接力棒的蔡明亮以导演自己的处女作亮相，从一个更为寓言和尖锐的视角开掘着台湾都市一代的困境。这三个人勾勒了台湾新电影和新新电影的基本风貌，构筑了台湾非主流商业电影的话语空间。

纵然狭隘，但实属不易。

五  恋曲1990．徘徊低迷．忽悠千禧年

乌溜溜的黑眼珠和你的笑脸
怎么也难忘记你容颜的转变
轻飘飘的旧时光就这么溜走
转头回去看看时已匆匆数年

                 ——《恋曲1990》

台湾新电影人对于台湾近现代史的飘摇感觉和出路的质询，几乎组成台湾社会非常重要的话语空间。尤其当一部电影成为一个国际性的关注对象之后，它所具有的引爆力量是惊人的。1989年侯孝贤的《悲情城市》获得威尼斯电影节金奖，一方面使台湾电影正式走向国际一流舞台，更为深远的意义两个十年的思潮变革。

该清醒的认识到，90年代轰隆隆的来临了。

1.90年代的回魂怪圈

在台湾电影“无根生存”20年的时光里，90年代，更准确的被定义为“台湾电影真正衰落的年纪”。在台湾经济急速发展的强大声响旁边，我们却很遗憾的找不到一部可以定格为经典的台湾电影，除了蔡明亮和徐小明这两个不是电影名字的名字。在经历了80年代电影空前繁荣的“大激进”时期以后，台湾电影界的眼光似乎僵化到只迷信侯孝贤、杨德昌的程度。一大批有想法有水平的电影人找不到投资，每天疲于在各种电影投机商人的圈子里奔走，而都知道的情况是：90年代香港电影新思路新潮涌近乎以一种井喷的方式绽放着别样的光芒。香港电影遇到了一个令世界电影人都惊叹的黄金时代。台湾一些电影人在岛内遇到的资金、观念瓶颈迫使他们迅速想到去香港发展。于是，在90年代初期，台湾电影界又掀起了新一轮类似于70年代末电影人集体迁徙的尴尬局面。而且，这次的尴尬来得更加猛烈和久长。台湾电影似乎在20年的“不良性发展”里跌进了一个不得不说的怪圈：在两个十年转型和接规的变革时期都会遇到一次电影界的集体阳痿。有影评人气冲冲的把这样的现象称为“周期为十年的电影交媾障碍”，笔者想，这样的评价或许不妥，但也在某种角度上说明了蔡明亮和徐小明等人的出现已是时代之需。

2.被需求的蔡明亮

蔡明亮1957年生于广东揭阳。1977年赴台湾，翌年考入台北阳明山文化学院戏剧系影剧组。1981年曾担任电影场记。电影基层的实践为他后来的电影创作提供了极为鲜明的技术支持。在1982年到1989年间，蔡明亮其实一直在和舞台剧和电视剧纠缠不清，1982年与几位志同道合的同学创立“小坞剧场”，开始编导第一部舞台剧《快餐炸酱面》， 1983年7月蔡明亮编导了《黑暗里一扇打不开的门》，备获赞赏。1984年至1987年，他在王小棣介绍之下，为张佩成写《小逃犯》电影剧本，但是写到一半时，他们却要他先完成了《风车与火车》。他继续当电影编剧，在1986年他又执导了距离自己主业更为遥远的儿童剧《木偶奇遇记》。 后来，蔡明亮在制作人唐威的赏识下，花了两年时间，在1989年完成了电视连续剧《不了情》的编剧，看起来稍微和电影接近了一些。正是由于有这几年舞台剧的操练，在甘于寂寞的80年代，蔡的作品并没有沾染大浪潮中写实派和乡土派的风格，孤独着持续着他的光影之旅。所以，我们看到了他后来的电影作品中几乎都混杂着舞台剧的特点：绚丽、荒诞、夸张，最突出的是幽怨和寂寞。都市的、莫名的、神经质的男男女女在霓虹醉绿里的沉沦和呢喃自赎。1994年他因《爱情万岁》石破天惊获得威尼斯影展金狮奖而扬名立万。1995年，编导了记录片《我新认识的朋友》。1997年，完成了备受争议的《河流》。当然，在这里我们要提及他的早期作品《青少年哪吒》（1992年）这部作品在众多影评人的心目中依然是最蔡明亮的作品。1998年，他结合台湾与法国资金，完成了《洞》95分钟电影版及60分钟电视版（法国“高矮”公司放映的十部以《公元2000年来临的那一刻》为题的作品之一）。《洞》作为一部充满了象征意味的半实验、半寓言性质的作品，李康生和杨贵媚扮演的一对男女，仿佛不具有人性，只是表达某种观念的傀儡。

也许，蔡明亮是目前最肉欲的、最敏感的、或许也是最情色的年轻导演。他把身体当成是一个神秘的、具可塑性的、怪异的、粗俗的机器。他以作品将身体的官能状态呈现出来，人们只是不断地用他来灌入食物、喝、抽烟、小便、呕吐、射出分泌物。在蔡明亮的电影里，人们互相碰触得不多，孤独得可耻而混乱，他们几乎不说话，看着对方的时侯像是两只随时死去的低级动物。2001年，一部《你那边几点》为他的作品更多的拉杂了莫名其妙的絮语和生存质问的元素。这部和法国合拍的片子几乎是翻版了电影大师特吕弗的风格，细腻得让人想吐。这更进一步的表露出他作品的范国际化和“岛屿困倦”，这个时期的蔡明亮作品，也许是最值得研究的。同一年的《天桥不见了》又是这一困倦的乏味延续，直到《不散》（2003年）、《不见》（2003年）和《天边一朵云》（2004年），蔡的作品在格式上才稍稍稳定在“软色情”和“硬批判”的范畴里。

他的作品，轻盈、焦虑、错觉无处不在，像株失去蜷缩官能的含羞草。

3.再谈李安

这里会提到刚拿到奥斯卡最佳导演奖的李安。不管影迷或者职业影评人怎么去评价这位好脾气的华裔导演，这里都必须提到。因为，在台湾电影发展的三十年里，四大导演侯孝贤、杨德昌、蔡明亮和李安中，李安的出现和导演方向是另类的。其实真正体现他作品风格的还是他在90年代上半期的“家庭三部曲”：《推手》（１９９１年）、《喜宴》（１９９３年）和《饮食男女》（１９９４年）。东西方文化的冲突和并存，新老两代人的代沟，传统与现代的冲突，都是他这三部影片所要表达的重点。他的影片就像我们平时所看的那些家庭剧，温柔敦厚，细腻严谨，生活气味非常浓郁。很多人认识李安都是从《卧虎藏龙》开始的，这部在西方人眼中倍受推崇，在中国人眼中却无法得到认同的武侠片显然使他名声大噪，甚至超越了侯孝贤和杨德昌这两位前辈。李安借这部影片实现了他自幼年时代起的一个理想。20世纪60～70年代正是胡金铨电影的辉煌时期。胡金铨是第一位将武侠片推向国际的中国电影导演。他在武侠片中融入了相当深邃的中国传统文化精神。受到这样一种影响，李安从小对胡金铨的武侠电影情有独钟，这便带给他一个江湖的梦。《卧虎藏龙》中玉蛟龙在某种意义上说就代表了李安童年向往江湖的一种心态写照。在这部影片中，李安对中国传统文化的表现很充分，是一种中国传统道德中的隐忍和克制。《卧虎藏龙》展示了中国人的礼义观念，渲染了一片江湖豪气，表现了道家天人合一的思想。这部影片创造了华语电影在美国电影史上的一次奇迹。成为美国当年最为卖座的外语片。《卧虎藏龙》这部影片的成功，不涉及发行手段，单从影片本身来看有以下几个原因：（一）表现了所谓的江湖。在影片中，反复提到了“江湖”二字，这也是本片吸引了众多西方电影观众关注的原因之一。在影片中指代了一种无拘无束、游荡四方的生活。渴望自由的人对这种生活充满了向往之情。西方观众亦如影片中人物玉蛟龙一样对江湖表现出了极大的兴趣。（二）中国武术，中国功夫。李慕白能够一手挥剑潇洒动作，大彻大悟的神情也使西方观众更加痴迷。（三）礼教精神对李、俞爱情的约束，使西方观众看到了内敛而含蓄的感情。同样，将李安推向导演顶峰的《断背山》也由于对感情内敛而含蓄的描述而深受西方观众的眷顾。只不过完成这些非规定动作的是两个西部牛仔。影片的影评一时间变得潮涌般泛滥，说好的渲染到了天堂，说坏的又踩在地上动弹不得，不管怎样，这部电影是成功的，它大大超越了同性恋电影的范畴，把主题升华为自我压抑和自我表达之间的冲突和抗争，它是宽容的，更是隽永的：当最后一个牛仔拉开衣橱，看见另一个牛仔那件旧得刚刚好的衣服时，整段感情被定义为“太极般的柔情和深刻”，难忘的那对牛仔和绿色山野，难忘的像火车一般的绵长爱情。

笔者认为，至少在荣誉上，李安在被西方主流社会认可这个尺度上做到了华人导演的最好。

六　尾声

    还是想说，这“大异造”的台湾电影。

也许，这些文字已然让人困倦。对于台湾电影三十年的话题，历来都有很多话题，各种版本也层出不穷，总的说来，这是一个不太轻松的话题。要想真正地研究台湾电影，决不是这篇小文所叙说的那么简单。从李行、白景瑞的“健康写实主义”到后来的琼瑶电影、武打电影，从“台湾新电影运动”中所弥散的乡土化气息到蔡明亮对现代都市人精神状态的极端展示；从1966年的年产剧情长片257部到世纪末的年产量不足20部，再从侯孝贤的《悲情城市》摘得金棕榈大奖到李安凭借《断背山》赢得奥斯卡“最佳导演”称号，台湾电影多年来的发展有高潮有低谷，酸甜苦辣、跌宕起伏；也许正如侯孝贤导演的最新作品《最好的时光》表述的内涵一样：这是属于你、属于我、属于我们共同的时光，不要觉得和自己无关，但也别觉得太与自己有关。电影和时光是互相记录的，愉快的时候昂首阔步，低郁的关口垂头丧气，人之常情，过了就好了。

　　　 1、美国总统、美军总司令布什致电给我驻中亚部队官兵，热烈祝贺反恐怖军事斗争取得重大胜利。并代表我国政~府、我国国会和全国各族人民向我英勇的官兵致以最崇高的敬意。

　　　 2、美国总统、美军总司令布什在白宫亲切慰问在阿富汗壮烈牺牲的我特种兵战士家属。称他们为“共和国的好儿子”。 　　

　　　 3、我驻阿富汗部队乘胜追击拉丹及其塔利班恐怖分子。官兵们都表示将认真学习布什总统在慰问我军时的重要讲话和指示精神。全军指战员正掀起争抓拉登的练兵高潮。 　　

　　　 4、我国各族人民为我军的辉煌战绩欢欣鼓舞，他们纷纷表示要更加努力地工作，紧密地团结在以布什总统为核心的美国政~府周围，为夺取反恐怖军事斗争的最后胜利而奋斗。 　　

　　　 5、战斗在阿富汗前线的我军官兵感谢全国人民的支持，纷纷表示要一不怕苦，二 不怕死 ，坚决听从布什总司令的指示，早日夺取反恐怖军事斗争的最后胜利。

　　　 6、新闻特写：特种兵约翰的心愿 　　

　　　 7、明天的《纽约时报》将发表社论，题目是《乘胜追击，为夺取反恐怖军事斗争的全面胜利》。 　　

　　　 8、我驻阿富汗官兵发扬高度的国际主义精神，帮助受尽压迫和苦难的阿富汗人民重建家园。 　　

　　　 9、阿富汗人民的心声：我们见过的最好的人民军队。 　　

　　　 10、阿富汗人民愤怒控诉拉丹及其走狗塔里班的滔天罪行。

　　　 11、明天的《华盛顿邮报》将发表评论员文章，题目是《揭披拉登及其恐怖主义本质》

　　　 12、“感谢美国政~府，感谢美国人民” ——一位 经过帮教思想转化过来的原基地组织成员——莫哈莫德.买买提今天接受本台记者现场访问。表示将彻底与恐怖主义决裂，希望其他恐怖主义顽固分子早日认清拉登反动本质。　　

　　　 13、 切尼副总统在科罗拉多州作工作考察期间指出全国人民要高举反恐的旗帜，认真学习领会布什总统的“三个XX”精神，努力把经济工作搞好；

　　　 14、我国人民积极响应政~府号召，广泛开展为阿富汗人民献爱心的“春风”募捐活动。 　　

　　　 15、经济学家指出，我国经济已经结束暂时性低谷，即将复苏。 　　

　　　 16、我国国内生产总值今年将再居全世界第一，连续60年蝉联冠军。 　

　　　 17、我国著名的私人企业微软公司负责人盖茨接受本台记者专访，表示对美国 济前景充满信心。 　　

　　　 16、WINDOWS XP受到全世界消费者的欢迎，销售额不断上升，拉动道穷撕指数大幅度回升。 　　

　　　 17、IBM、波音等大型企业配合政~府部门做好下岗职工的社会保障工作，让他们吃得饱，穿得暖，汽车有油加。 　　

　　　 18、IBM下岗职工放下思想包袱，积极自谋职业，硅谷再现创业新热潮。 　　

　　　 19、纽约世界贸易中心灾难现场仍在日夜清理，纽约人民的工作生活秩序已经完全恢复正常。 　　

　　　 20、最新的统计数字表明，世界贸易中心遇难人数少于3000人，显示我国应付灾难性事件的紧急疏散工作迈上新的台阶。 　　

　　　 21、国务院发言人发表谈话，严厉驳斥巴勒斯坦某些领导人不负责任的讲话，希望其以美巴友好大局为重，不要再作出伤害美国人民感情的事情。

22、五角大楼发言人就巴以局势发表谈话，表示无条件支持一切爱好和平的国家和人民还击恐怖主义的正义行动。

　　　 23、 鲍威尔国务卿在印度进行国事访问期间亲切会见了瓦杰帕伊总理，宾主在友好的气氛中进行。在会谈中鲍威尔国务卿说 ：“美印两国虽然相隔万里，但在共同的反恐怖斗争中，两国人民建立了深厚的友谊”。瓦杰帕伊总理愉快地接受了布什总统的访问美国的邀请。

　　　 24、 国家事务安全助理莱斯今天在接受△△社记者采访时说：“有布什总统的英明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坚决支持，反恐怖斗争一定能够获得胜利。我们的道路是曲折的，但是前途是光 明的。”

　　　 25、 拉姆斯费尔德国防部长 在全国军以上干部反恐怖学习 班毕业典礼上发表讲话，要求全军指战员统一认识，认清本拉登恐怖分子的实质，紧密地团结在以布什总统为核心的美国政~府周围，把反恐怖战斗进行到底，不达目的，誓不收兵。

在阿富汗反恐怖斗争的重大胜利，向世人充分显示了以布什为首的共和党人在政~治上是多么的成熟！

　　在《新闻联播》节目之后，欢迎收看今天的焦点访谈，题目是：　

　　认清基地组织的邪教本质，坚决与塔利班的走狗拉登作斗争。

一场恐怖袭击见证了共和党 中央、国务院对人民的无限深情与牵挂。连日来，华盛顿和纽约的灾情牵动了共和党中央领导的心。共和党中央、国务院领导的亲切关怀，正转化为全国人民战胜灾难的无穷动力。

　　世贸中心和五角大楼遭受恐怖袭击以来，共和党中央主席、美国总统、三军总司令布什同志先后四次发表重要讲话。

　　布什同志的四次重要讲话，坚持以世界反恐 怖主义、反恐怖思想、反恐怖理论为指导，贯彻党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与时俱进、开 拓创新的思想路线，系统总结了世界反恐怖主义200年的光辉历程和基本经验，全面阐 述了“善良会战胜邪恶”重要思想的科学内涵，深刻回答了新的历史条件下加强和改进反恐怖工作建设需要解决的重大问题，进一步指明了共和党在新世纪的历史任务和奋斗目标。

　　布什同志的四次重要讲话，是四篇反恐怖 主义的纲领性文献。这四篇讲话，高屋建瓴，高瞻远瞩，总揽全局，气势磅礴，内容丰富 ，意义重大，影响深远。通篇闪耀着反恐怖主义基本原理的光辉，闪耀着辩证唯物主义和 历史唯物主义的光芒，凝结着时代精神和共和党全党智慧，体现了深邃的历史眼光和宽阔 的世界眼光，展示了共和党与时俱进的思想品格和尊重实践、尊重群众的科学精神。这篇 讲话内涵丰富，思想深刻，在一系列重大问题上创造性地提出了许多重要的新思想、新观 点、新论断，对于我们更好地适应新形势新任务的要求，进一步加强和改进共和党的建设 ，进一步做好共和党全党和全国的各项工作，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这四篇讲话具有很